著录：《中国佛画之美—善缘无量》，页136-137，台北：藏新艺术有限公司，2006年。 |聚集诸法而成身|——大理国铜漆金三身佛坐像|文/张永康（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最近，北京一藏家邀我去中贸圣佳看一组被定为大理国时期的铜漆金三佛。有家乡文物，当然饶有兴致，欣然应允。当三尊佛像摆放出来之际，我顿感眼前一亮，见到老朋友了！既熟悉，又亲近——典型的大理佛。|这三尊佛像除手印各异外，均为结跏趺坐，着袒右肩式袈裟，法相庄严。尤其是三尊特有的笑容可掬的面相，与上海博物馆佛像厅中大理国铜鎏金大日如来坐像比较，俨然亲兄弟一般的相像。这种惟妙惟肖的神态，是特定的地域和时间段所反映的特质，或许就是我们常说的“精”、“气”、“神”，后人是难学到位的。再看这组铜佛像的表面，清晰厚重的包浆，斑驳状的氧化层，露胎处返锡的黑漆古（青铜质地），无一不表述出三尊佛像所经历的历史沧桑。|近十年来，海内外艺术品拍卖市场不断出现大理佛的身影，虽然数量不多，但弥足珍贵。它们不仅是精美的佛教艺术品，更是研究南诏大理国历史的难得的实物资料。作为云南学子，感到非常解渴。欣喜之余，借中贸圣佳一页小窗与各位同仁简要地讨论一下大理佛及此三尊佛像的定名等相关问题。||一、“妙香佛国”与“大理佛”|公元738 年，蒙舍诏的皮逻阁统一以苍山和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建立南诏。同年，唐玄宗封他为“云南王”。鼎盛时期的南诏，东南到达越南，西北连接西藏，南面和泰国接界，西南和缅甸曼德勒接界，北抵大渡河，东北抵达黔境。公元902年，南诏权臣郑买嗣篡位，南诏灭亡。公元937年，段思平结束动乱局面，建立大理国。大理国政体和疆域基本承袭了南诏旧制，并一直与宋王朝保持臣属关系。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蒙古大军攻陷大理，大理国亡。南诏和大理国经历515年，几乎与唐、宋王朝相始终。|《维摩诘经》记载，在娑婆世界之极上处中有一个妙香城，那里的一切皆以香作楼阁，鲜花铺满地面，有许多得道圣贤住持，不为他国所侵害。元明时期，这个传说的圣城被认为就是南诏大理国。元代早期，西台御史郭松年来到大理地区，当地崇佛之俗令他震撼，遂在其《大理行记》中写道：“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明代李元阳更是在《大理府志》这样记录：“苍洱之间，妙香城也！”|由于史料和考古资料的匮乏，我们还不能深刻了解南诏大理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貌，因之，南诏大理国史的研究，至今还是个未完的课题。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南诏大理国的统治者十分推崇佛教。佛教向来有“像教”之称，南诏大理国的佛教造像艺术也颇具自身特色。简而言之，它是以汉传佛教密宗造像为主，融南亚、东南亚和藏式风格为一体，结合地方少数民族文化所形成的独树一帜的风格，我们姑且称之为“大理佛”（参见拙作《大理佛》，台湾《典藏》杂志出版社，2008）。1925 年，大理地区发生大地震，境内多处唐宋古塔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从塔刹掉落不少佛像，有些散落民间，有些辗转流出国外，引起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关注。1944年，美国学者海伦•查平在《哈佛亚洲研究季刊》发表论文《云南的观音像》，拉开了研究南诏大理国佛教文物的序幕，文中还称阿嵯耶观音是“云南福星”。1978—1983 年，政府拨款对大理崇圣寺三塔、佛图寺塔、弘圣寺塔等唐宋时期的古塔进行了大规模维修，从塔内清理出大批文物，现分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大理市博物馆和大理三塔文物管理所等收藏机构。以千寻塔出土文物为例，千寻塔共清理出各类文物 680 余件，大多为佛教文物，另有少量生活用品。其中有唐代“开元通宝”铜钱；南宋湖州镜、“开禧通宝”钱和景德镇窑影青文殊、普贤像等唐宋文物的“标型器”，又发现“明治四年”（ 大理国王段素英的年号 ） 刻文铜版和“大宝六年”（ 大理国王段政兴的年号 ） 刻文铁版等有明确纪年的文物。千寻塔出土的佛教造像共 153 尊。总结其佛陀造像艺术特点有以下几点：1.肉髻和螺髮之间界线不分明，呈迂缓的隆起状，髻珠明显，早期多水波纹束髮，晚期多螺髮；2.佛头型呈倒梯形，面阔颐方，额中多有白豪，眼睑下垂，双目作瞑想状；3.多面带微笑，宽鼻圆脸，似乎有种大智如愚、憨态可掬的拙朴气息；4.佛衣轻薄如纱，早期多通肩大衣，衣纹细密如丝缕通贯全身，晚期多袒右肩式，衣纹曲折起伏，颇为生动；5.受到东印度帕拉造像风格影响，多有臂钏和耳环装饰。除佛像外，南诏大理国的观音造像也颇具特色，如阿嵯耶观音像带有明显的印度—东南亚风格（参见拙作《阿嵯耶观音造像》，《收藏家》1999.05）。||二、为大理国三身佛正名|本文所论述的三尊大理佛像最早公开拍卖出现在2006年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当时定名为“大理十二世纪铜胎金漆坐佛三尊”。2014香港保利春季拍卖会，此三佛又出现在“海会应真”佛教艺术专场，定名为“11-13世纪大理国铜制漆金三世佛”，拍卖方认为此三尊大理佛应为三世佛，即主尊是释迦牟尼佛，左右分别为过去燃灯佛与未来弥勒佛。从两场拍卖的结果看，此三尊大理佛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得到了收藏界普遍认可。此外，此组文物还见于台北的相关著录（《中国佛画之美——善缘无量》台北藏新艺术有限公司，2006）。|笔者认为对于此三佛的真伪及大理国造像艺术特点，无需多言，从艺术品市场的反馈已经足以证明。在这里需要进一步明确两点内容：一是三尊佛像的名称，一是此组佛像的制造年代。经笔者考证，此组三佛为12世纪后半叶大理国的三身佛坐像。|三身佛，即法身、报身、应身三种佛身，又叫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即“聚集诸法而成身”。《摄大乘论》根据“唯识智”，提出“佛三身”的观念。所谓“佛三身”，指法身、应身、化身，亦称“三身尊至”，分别代表佛身三德：“法身是断德，应身是智德，化身是恩德。”《大乘同性经》（亦名《一切佛行入智毗卢遮那藏说经》）记载“（佛身）略说有三。何等为三？一者报；二者应；三者真身。”按佛教的一般说法，毗卢遮那佛是法身佛，十方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法身象征世间宇宙的一切法皆由此出；卢舍那佛是报身佛，表示证得了佛法真谛获得佛果而显示佛的智慧的佛身；释迦牟尼佛是应身佛，表示随缘教化，济度世间芸芸众生而现的佛身，特指释迦牟尼的生身。“毗卢遮那（Vairocana）”与“卢舍那（Locana）”都有“光明遍照”的意思。“毗卢遮那”意即“遍一切处”，就是他的光明普照万方，故而密宗又将毗卢遮那译为“大日如来”。《一切经音义》卷二十的“卢舍那”云：“或云卢柘那，亦言卢折罗，此译云照，谓遍照也。以报佛净色遍周法界故也。又日、月灯光遍周一处，亦名卢舍那，其义是也。”|我国传统佛殿中三身佛的一般位置（以观者角度看）是：中尊是法身佛毗卢遮那佛，左尊为报身佛卢舍那佛，右尊为应身佛释迦牟尼佛。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毗卢殿（天中天殿，图二）和山西平遥县双林寺大雄宝殿的三身佛。|先说大理国特有的大日如来形象。1998年上海博物馆从法国征得一尊大理国大日如来坐像（图二，参见杭侃：《大理国大日如来鎏金铜佛像》，《文物》1999.07），铜鎏金，表层有红漆，身着袒右袈裟，结跏趺坐，右手作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右臂装饰臂钏。其佛身内腔铸有题记：“时盛明二年岁次癸未孟春正月十五日敬造金铜像大日遍照一身，座资为造像施主彦贲张兴明枚，领逾城娘、三男等。愿尝三身成就，四智圆明，世世无障恼之忧，劫劫免轮回之苦，千生父母、万劫怨家早出盖缠，蒙证佛果；次愿三界穷而福田无尽，四空竭而财法未消，发结十地之比日，同圆三身之妙果。”这里的“盛明二年”是公元1148-1171在位的大理国王段政兴的年号，即公元1163 年。题记自名此佛为“大日遍照”，也就是汉译的大日如来。施主是大理国的彦贲（文官最高职，类似宰相）张兴明及其家人。如果没有这段题记，仅根据手印，我们断然不敢认定此佛为大日如来像。无独有偶，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也是例证。在画卷佛会图部分，表现有一开大日如来（图三），画面左方题记为“南无大日遍照佛”，画面中的佛像身着袒右肩式袈裟，葫芦形火焰背光，佛头髻珠与顶严明显，结跏趺坐，右手触地印，左手禅定印，整体形象与上海博物馆的大日如来完全一致。此画卷绘于大理国盛德五年（1180年），“盛德”是前文提到的带有“盛明”年号的大理国王段政兴的儿子段智兴（1172-1200在位）的年号。另一方面，反观佛像右手结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的姿态，我们无法彻底排除其为释迦佛或五方佛之阿閦佛的可能性。但是根据大理国的特殊造像体系总结，释迦佛往往结说法印，而非触地印。而阿閦佛一般和结智拳印的毗卢遮那佛等五佛成套出现。基于以上介绍，不难认识到本组三身佛中结触地印者，应是大理国的大日如来。|卢舍那佛。卢舍那信仰在南北朝时期开始流行，在敦煌莫高窟、新疆克孜尔石窟、山东青州造像等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遗迹有卢舍那佛的形象发现，但没有定式。如没有题记或根据画面内容推演，我们很难辨识出就是卢舍那佛。《华严经》、《佛说罗摩伽经》及《梵网经》均有关于“卢舍那”的记载。据《华严经》称，释迦投身的净土是莲华藏世界，而卢舍那则是莲华藏世界的教主，他与密宗所供奉的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所指不同。又据《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称“卢舍那佛已修行过百阿僧祇劫，成佛以后住在莲花台藏世界。莲华台周围有一千叶，每一叶是一个世界，千叶总共为一千世界。每一叶世界，又有百亿须弥山，百亿日月、百亿四天下、百亿南阎浮提（即南赡部洲），而有十百亿无量数释迦正在说法。这无量数释迦的本原，就是卢舍那佛。”唐朝时期，卢舍那佛受到佛教界和世俗界的极力推崇，其信仰也远传朝鲜和日本。目前，国内最出名的卢舍那佛像就是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大卢舍那佛。据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补刻的《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碑》记载，奉先寺始造于咸亨三年（672年），是唐高宗发愿为其父太宗李世民建造的，皇后武则天施以两万贯脂粉钱赞助建造工程，故相传此佛容貌来自于武则天的形象。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大佛双手及腿部以下因地质原因而塌毁，故所结手印不详。我们在日本唐代时期的遗存中发现卢舍那佛的形象是比较固定的，例如奈良东大寺的卢舍那大佛以及唐招提寺所藏8世纪后半叶夹纻胎漆金的卢舍那大佛（图四），基本都以左手安放于膝上，右手结慰印（满愿印）为主。此外，日本唐招提寺的卢舍那大佛背光正好反映了《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所记载的“千叶佛”典故。南诏大理国佛像艺术的主要源头是唐宋时期的陕西和四川一带，并带有相对的演变滞后性，同样的历史现象也可以在日本佛像中找到。例如日本京都东寺（教王护国寺）的密宗造像直接来源于唐代密宗。而以八大明王窟为代表的大理剑川石宝山石窟也能看到“唐密”踪影。故此，认知日本等周边地区古代佛教艺术的特点，对于我们研究中原和南诏大理国佛教艺术有着积极作用。所以，结合手印与整体形象，我们认为此组大理三佛居左者应是卢舍那佛。|释迦佛。前文提到大理国释迦佛多结说法印，例如《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之释迦佛会图（图五），场面宏大，居中绘释迦牟尼佛，阿难和迦叶立于左右，两旁诸大菩萨、天王围绕，骑象普贤菩萨和骑狮文殊菩萨在左右正中，画面左上角题榜为“南无释迦牟尼佛会”，右上角题榜为“奉为皇帝骠信画”，画面居中下方的法轮右侧绘有头戴宝冠，跪坐，手持香炉的大理国王，这也暗合了“奉为皇帝画”的用意。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画面中的释迦牟尼佛结的是说法印，有学者认为这恰好就是应身说法印，也称智慧吉祥印。观察此组三佛居右者的手印，也是双手结说法印，应为应身佛释迦牟尼。||三、结论|在介绍完三身佛形象后，再对比本组大理国三佛，可以认定它们就是三身佛，而非三世佛或者三方佛。至于此组佛像的年代，我认为应该是12世纪后半叶，也就是大理国段政兴和段智兴两位国王在位期间，即公元1147-1200年。推断原因来自考古学常用的“标准器”推演法，简单的说就是如果“甲”是有明确纪年的一件文物，又发现“乙”的工艺、器形、质地等与“甲”一致或相似，我们则可以推断“乙”与“甲”为同时期文物。行文至此，前文用以类比或论证的大理国文物基本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同时期、同地域的艺术风格必然存在同一性，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常现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引用的论证材料，不论是千寻塔出土大理佛，还是《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亦或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大理国彦贲供养的铜鎏金大日如来佛像，基本都离不开大理国官方佛像样式的背景，而他们又与此三身佛的艺术风格一致。因此，我们能进一步断定此组三身佛也是大理国后期极为珍贵的官造佛像样式，也是目前所见唯一的一组大理国三身佛铜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