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 铜鎏金 嵌宝石||备注：有封底，第七十号||来源：亚洲重要藏家收藏||参考：北京出版社《雍和宫佛像宝典》，编号47||殊妙庄严 叹未曾有|——清代康熙宫廷铜镀金无量寿佛像赏析|首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春和|在清代宫廷佛教文化中，无量寿佛崇拜无疑是一个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据史料记载，满清一代凡是帝王、皇太后、太皇太后等宫中重要人物的寿诞，皇家都要大兴佛事，大造无量寿佛像，为之祈福延寿，一些王公大臣也纷纷进献无量寿佛像，以祝延圣寿。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乾隆六十寿辰时，王公大臣“做佛像为祝者，统以万计”，特建万佛楼贮之；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七十寿辰时，王公大臣又造佛像二万余尊。同时帝王接受王公大臣朝礼或外出巡幸时，也常以无量寿佛像作为重要的赏赐之物。由是因缘，无量寿佛像以不同的艺术形式遍布于宫廷内外，或以圆雕、绘画形式供奉于皇家寺庙和佛堂，或以贴塑形式现身于皇家寺庙的建筑上，林林总总，洋洋大观。今天在北京故宫的雨花阁，北海万佛楼、小西天，颐和园智慧海，承德普陀宗乘之庙等皇家佛寺建筑上，仍然可以看到这一壮观景象，堪称清代皇家遗存中一道独特而神奇的文化景观。此次广东崇正拍卖公司推出的这尊清康熙铜镀金无量寿佛像就是一尊出自清代宫廷的无量寿佛像，它以鲜明突出的艺术特征反映了康熙宫廷的佛教信仰风尚，展现了康熙宫廷造像独特的艺术风貌，同时还以世俗化的面相特征显示了清代康熙宫廷造像的特殊用意和审美趋向，见证了清代宫廷佛像艺术民族化、满族化的历史进程与艺术特色。||此像结跏跌端坐，头戴镂空状大花冠，头顶束高发髻，髻顶安火焰宝珠；大耳齐垂，耳下垂大圆环；耳侧宝缯飞扬，双肩垂大发瓣；面形圆润，五官刻画细腻生动。身躯健硕，胸部高挺，腹肌饱满，体态柔和优美。上身胸前饰项圈和长链，下身着长裙，腰间束宝带，腰带下缀连珠式璎珞。双肩帔帛于两手腕间分别绕成半圆形，而后从两腿下方对称垂搭在莲座正面，流畅自然，美观大方。帔帛及僧裙皆用写实手法表现，尤其是垂于座前的帔帛写实性极强，给人以强烈的丝织物感觉。全身装饰上还镶嵌有红珊瑚、绿松石等珍贵宝石，珠光宝气集于一身，更添华贵之气。莲花座宽大厚实，仰覆莲花瓣上下对称分布，周匝环绕，莲瓣宽肥饱满，头部饰以如意状卷草，造型大方规整，做工繁复讲究。莲座后部边缘阴刻“七十”二字编号。以合金铜铸造，表面镀金，金质纯厚，色泽亮丽悦目。莲座底部有底板严实密封，底板中央刻有精美的十字金刚杵，底边斜向均匀剁出十个剁口，用以固定底板，装藏完好无损，继续保有宗教灵性和加持力。整躯体量硕大，气势恢弘，造型完美，法相庄严，做工讲究，工艺精细，保存完好，品相一流，堪称一件精美难得的古代佛教造像艺术佳作。|此像无论是整体造型、装饰风范还是制作工艺都体现了清代康熙宫廷造像的鲜明风格特点。据记载，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宫廷设立“中正殿念经处”制作佛像，首开清代宫廷造像之先河。据初步调查，目前发现带有明确纪年刻款的康熙宫廷造像较少，仅有数尊而已，像身都刻有具体年款。从这些造像实物看，康熙宫廷造像风格非常统一，艺术特征鲜明而突出。此像与带纪年的康熙宫廷造像相比，风格特征完全一致，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此像造型大方，结构匀称，法相庄严，特别是莲花座宽大厚实，使得整体造型尤显稳重端庄。其二，工艺精细讲究。如造像的花冠做成镂空形式，且镶嵌宝石，显得玲珑剔透、精致华丽；造像的衣边錾刻花纹图案，纹饰繁缛细腻。这些都是康熙宫廷造像常见的表现形式和手法。其三，艺术水平高超，表现手法极具写实性。如佛像眉、眼、鼻和嘴唇的刻画细腻生动，眉似弯月，小鼻方口，人中现出凹槽，恍若真人一般；双肩所披的帔帛自然垂落，流畅优美，给人柔软细滑的丝织物感觉。这些都体现了康熙宫廷造像技法之精妙和写实之优长。其四，造像台座上的莲花瓣宽大饱满，头部饰以卷草，明显从明代宫廷造像上承袭而来，与其后乾隆宫廷造像上的莲瓣判若两样。其五，铸造精细，胎体厚重，打磨精细，整体工艺水平亦明显高于后来的雍正和乾隆两朝宫廷造像。同现知带纪年康熙宫廷造像相比较，此像从整体到局部与之几乎没有区别；同时类似造型、体量而不带刻款的康熙风格无量寿佛像，以及不带刻款的其他规格康熙风格造像大都具有这样的艺术表现。|一直以来，对于没有带纪年刻款的康熙风格造像，大家对其产地不能作出明确判断，虽然普遍认为这类精美之作不可能出自民间，应当出自宫廷，但也只能作出推测。幸而清宫的一则档案为它们验明了正身，提供了出自宫廷的可靠依据。清宫档案明确记载，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在亲征噶尔丹途中，由于随行所带佛像即将赐完，遂去信皇太子胤礽，让他派人送去养心殿造办处所造佛像56尊，作为赏赐蒙古贵族之用。同时胤礽奏折中还提到，造办处新佛模尚未完成，只好用旧大模造像30尊，旧小模造像50尊，先送去，待新模完成后，急造送去。由此可见，康熙宫廷造像远不止我们现在发现的数尊带纪年刻款造像，大量精美的没有带纪年刻款的康熙风格造像都应出自宫廷；而反观带纪年的康熙宫廷造像，从刻铭内容来看，都是选择良辰吉日铸造，都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明显不是康熙宫廷造像的主流形式，不像后来的乾隆时期宫廷造像那样。同时从此则档案亦可见康熙宫廷造像的起始时间并非文献记载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早在此前即已开始，可能之前造像规模不大，造像题材和形式也比较单一，从康熙三十六年开始宫中佛事活动走上正轨，宫廷造像活动也开始趋于规范化。由此可以肯定，这尊无量寿佛像既符合清代康熙宫廷造像风格和工艺特点，也契合康熙宫廷造像的历史背景与用途，是一尊不带刻款的康熙宫廷标准造像。|然而，尽管此像的宫廷身份得到了确认，但它的面相特征与现存的一些康熙风格造像不同，特别是与目前发现的一类大体量康熙风格无量寿佛像明显不同。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目前大体量康熙风格无量寿佛像已发现十余尊，它们的造型、规格、装饰和工艺等方面特征完全一致，高度都在45厘米左右。它们的内膛都刻有数字编号，据研究当时共铸造了99尊，这些编号即为99的不同数字。如2013年北京保利秋拍无量寿佛像内膛刻铭为“七十三”，2016年北京东正秋拍无量寿佛像内膛刻铭为“六十”，2010年伦敦佳士得秋拍无量寿佛内膛刻铭为“六十六”，2014年伦敦苏富比秋拍无量寿佛像内膛刻铭为“七十四”，都在99的数字范围。此像与这些大体量无量寿佛像体量和风格几乎完全一致，但面相却与之明显有别。其面形圆润，两颊饱满，双目略呈垂俯之式，双唇微启，人中现出一道明显的凹槽，形象生动逼真，神态宁静安详。而其他大体量康熙无量寿佛像的面相亦为圆形，略微偏长，近似瓜子脸，双颊饱满，双目睁视，双唇抿起，嘴露微笑，神态清新自然。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同为大体量无量寿佛像，且造型、风格、工艺及规格完全一致，它们之间出现这样的差别特别容易引起注意，也特别让人不解。|看到这一面孔，对于熟悉和看惯了大体量康熙无量寿佛像的人来说，都会感到一阵茫然而不明就里，笔者也有此同感。但是通过认真比较和分析，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此像的面相与众多的大体量康熙无量寿佛像像并无不同，它们的面形大体一致，区别只是体现在表情上：此像面相沉静，表情严肃，而其他康熙大体量无量寿佛像面带微笑，表情喜悦。表情的不同都有不同的目的，前者着力表现佛像寂静庄严的本来面目，而后者着重表现佛像增福延寿、慈悲济世的入世情怀。由于表情的不同，因而面相上出现了微细的差异，一般人很容易受此外在表情的影响而产生差别的错觉。而事实上透过表面的情感变化，它们的本来面目是非常接近的。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那些大体量无量寿佛像收起它们的微笑，双目向下俯视，或者这尊佛像睁开双目，绽放笑容，那么它们呈现的样貌是不是就非常接近了。|笔者这一发现并非个人想象，现存一些康熙宫廷造像可为我们提供参考。其一，现存有多尊康熙宫廷造像在面部表现上如同这尊康熙造像一样，都是双目垂俯、神情庄肃的形象，而与大体量无量寿佛像明显不同。这一点充分说明这尊康熙造像的面相在康熙宫廷造像中并非特例和孤例，而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和现象。其二，非常难得的是，在现知为数极少的带纪年的康熙宫廷造像中，有两尊同样题材造像的面部特征与此像颇为相似，一尊是国内私人藏家收藏的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铜镀金无量寿佛像，另一尊是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铜镀金无量寿佛像。它们的面部也很圆润，双目微微俯视，神情专注而内省，从形到神与此像表现出高度的相似。这两个例证充分说明此像的面相不仅不是特例，而且是由来有据的，它们共同遵循了康熙宫廷已有的艺术规范和审美标准。两尊无量寿佛像座后都刻有明确的纪年铭文，亦可为此像制作年代提供参考依据。|由上可见此像面相的特殊性是事出有因的，是因表现佛像寂静庄严的本来面目所致。那么，既然此像与一些大体量康熙无量寿佛像在造型风格、制作工艺、体量等方面完全一致，那为何单单在面相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呢？这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简单地讲，它首先应当反映了康熙皇帝深刻的政治用意。我们知道，康熙皇帝是历史上最注重佛教教化功能和治世价值的皇帝，也是利用佛教化世导俗最成功的一位皇帝，他一生不修长城，而大修精神长城——崇重佛教，由此达到了对于蒙藏等边疆民族的有效治理。由此来看康熙宫廷造像的目的主要用于赏赐京城内外满汉蒙藏各族王公大臣，而非完全用于宫廷佛堂或皇家寺庙殿堂的供奉，而这种赏赐既可满足王公大臣的崇佛需求，也代表皇帝给予王公大臣的祝福和庇佑。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在亲征噶尔丹途中，一路以及养心殿造办处所佛像赏赐蒙古贵族，就充分证明了康熙宫廷造像作为赏赐之物的重要用途。|其次，它体现了康熙皇帝通达佛理、善巧方便的大智慧。既然宫廷造像主要用于赏赐，那一定要赢得受赐者的欢喜，而要使受赐者欢喜，把佛像塑造成一种闭目凝神、超凡脱俗的面目，显然过于严肃，而换以一种喜悦的面孔示人，更能取悦人心。康熙皇帝当年造像时一定觉察到了这一点，他首先塑造的是面相沉静的无量寿佛像，但发现并不受欢迎，便很快换成了面带微笑的样式，最终赢得了王公大臣们的一致青睐。于是这种面带微笑的无量寿佛像就成了康熙宫廷用于赏赐的标准造像样式，批量铸造，广行赏赐。由此推理亦可大致明确，此像的制作年代应当早于面带微笑的大体量康熙无量寿佛像，因为类似此像的造像数量极少，目前仅见此一例，而大量铸造的是微笑状的无量寿佛像。此像制作年代可参照国内私人藏家收藏的康熙二十四年无量寿佛像和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清康熙二十五年无量寿佛像，而众多的微笑状康熙无量寿佛像制作年代应在康熙二十五年之后，清宫档案记载康熙三十五年康熙赏赐佛像给蒙古贵族的年代，应当就是它们制作的大致时间。因为它们的工艺水平明显不及康熙二十四年或二十五年造像，工艺水平也符合其制作年代。|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此像在风格上除了表现出鲜明的时代艺术特点外，还表现出浓郁的民族审美特色，尤其是佛像的面部明显地融入了满族人或清代皇家的审美崇尚。佛像眉如弯月、双目平直，人中长而出凹槽，鼻翼外张，嘴唇轮角分明，颇似现实中的人物形象，就是其突出体现。这种面相表现的显然不是佛教追求的相好标准，而是清宫崇尚的审美标准，极有可能是康熙皇帝或康熙祖母孝庄皇太后的形象。这一面相不仅在此像上可以看到，在清代康熙遗存的大量造像上都可以看到，是一个普遍流行的标准模式。而这种极具现实性和个性化的面相在其后的乾隆宫廷造像上尤为盛行，有不同形式的大量造像为证，如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大殿内外琉璃烧制的无量寿佛像砖、存世较多的粉彩无量寿佛像、2018年香港佳士得春拍缂丝无量寿佛像等。虽然乾隆时期佛像的面相特征与康熙造像有所不同，可能源于乾隆或乾隆母亲的相貌，但在审美情趣上无疑受到了康熙宫廷造像的影响。由此可见，清代宫廷造像风格的民族化或称满族化是显而易见的，是整个清朝佛教造像艺术的流行风气，而开启这一艺术风气先河的无疑是康熙宫廷造像。这尊无量寿佛像正是一尊开清代佛像民族化风气先河的突出代表，其艺术地位和价值不言而喻。|综上所述，这尊无量寿佛像的主要特点与价值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其一，此像风格鲜明突出，工艺精致，可以断定是一尊典型的清代康熙宫廷造像。其二，此像表现的是佛教尊崇的无量寿佛，具有增福延寿的宗教内涵和功用，反映了清代康熙宫廷佛教信仰的思想特色。其三，此像面相特殊，在现存康熙宫廷大体量无量寿佛像中独一无二，对于研究康熙宫廷大体量无量寿佛像的制作年代和风格演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四，此像保存完好，特别是佛像底部保存了完好的装藏，在现存康熙宫廷大体量无量寿佛像中极为罕见，对于研究和了解康熙宫廷大体量无量寿佛像的完整面貌，特别是其装藏情况，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标本。其五，康熙宫廷无量寿佛像体现了清代宫廷造像的皇家和满族审美趋向与情趣，而此像制作于康熙早期，具有开此风气之先的重要艺术地位。由此五个方面可见，此像可谓优点丰富而突出，价值巨大而非凡，集诸妙好，殊胜无比，令人惊叹，叹未曾有。|首都博物馆研究员 黄春和|2018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