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1999 周春芽 Zhou Chunya 我相信，历史是一个充满个性的演进过程。真正有魅力的往往不是那些事后总结出来的“必然规律”，而是那些看似偶然的东西——那些偶然的东西比必然的规律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动，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更为重要……也只有这样的追问中，传统才变得有魅力，也只有这样的传统才是具有艺术品质的传统。—周春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周春芽身处艺术气氛相对自由的川美校园之时，他并没有受到渊源于川美的“伤痕美术”和“乡土绘画”这两种艺术取向的影响，却也没有卷入当时离经叛道的“85新潮美术”运动。对此，周春芽就像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对于政治内容的拒斥和骨子里豁达随和的性格使得周春芽与当时的各种艺术潮流保持着自觉的距离，并成为最早放弃文学性题材的画家之一，选择从“形式”出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去藏区写生成为周春芽的重要选择，“草地上强烈、浓厚的色彩，藏区纯朴而粗犷的形象，以及贯穿这些颜色和形象的线条”，促使艺术家获得了对于艺术语言更为本质的感受，而这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形式“自律”无形间契合。直到1986年，周春芽由于偶然的机缘踏上赴德的列车，前往德国卡塞尔艺术学院学习。就此，相对前卫的教学方式以及当时在德国最为活跃的新表现主义艺术致使周春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一方面，新表现主义的艺术语汇，夸张扭曲的造型、厚重遒劲的笔触以及因此而追逐的自由快感，刺激并延续了周春芽对于“形式主义”的渴望：另外一方面，1989年回国之后，始终处于西方艺术语言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矛盾选择的周春芽促使他最终以西方的语言方式去探索中国传统意象的视觉表达。于是，自1990年初开始，周春芽陆续在“山石”、“绿狗”、“桃花”等符号上实验出自己的艺术语言——表现性的构图，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形象，厚重的肌理，弥合的线条……在他的绘画中，“语言”与“意象”之间的“反冲”和“结合”呈现出对于“世界”与“文化”的主观性建构。1999年创作的《红色山石》作为周春芽“山石”系列相当成熟的作品，传达出艺术家对于西方表现主义语言的运用、中国传统资源的深刻理解以及融汇于其中的思乡之情的再度延续。画中，灰色的背景下，一块在外形上光怪陆离的东方山石被周春芽演化为通体的嫣红，来自东方的传统文人题材、西方夸张的色彩概念以及艺术家对于中国传统水墨语言方式的吸收在其中被淋漓尽致地“书写”出来。对于如此的视觉文本，那有如中国版图样式的石头形状又暗自成为了对于“国家形象”的可能性隐喻。而对于“故乡”的诉求，实质上在周春芽还在德国的时候就已经萌生，中国朋友寄来的中国传统乐曲磁带恰好促发了其思乡之情的油然而生，同时艺术家自己也承认，回国之后对于中国传统艺术所产生的浓厚兴趣，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思乡”的心理。于是在《红色山石》中，正如周春芽在回忆“山石”创作时所说：“我在创作‘山石’的时候，正在研究文人山水画，我并没有像国画家那样在材质属性和图式形态上去理解，而是按照我的表现意图去寻找那些令我觉得陌生又能带来惊喜的东西，我在肌理和质感上花费了很大的功夫，近似于强迫症似的去捕捉和玩味那些潜藏在石头自然属性中的视觉因素，把这些东西强化、放大本就是形式。而视觉的呈现本就是内容，已经不需要你进行更多的解释和引申。这比我们从概念、方法出发所看到和理解到的石头更让人惊讶、震撼”。周春芽所实现的是一次与古代文化的对话，是一次内在心理的独白，同时也是一次基于趣味的冒险尝试，为此，“形式”与“意义”成为“一体化”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