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瓶，亦称“藏草瓶”，为藏传佛教陈设用法器。圆唇直颈，颈下部有轮状凸起，丰肩，腹下渐收，瘦胫，覆钵式圈足，内壁施白釉，外壁以矾红彩绘饰。由上至下依次为回纹、朵梅纹、覆莲纹、仰莲纹、如意纹、变形覆莲纹、折枝西番莲纹、蕉叶纹、覆莲纹。瓶型秀美，色彩协调，为藏族传统造型与清代早期陶瓷烧造工艺高度完美的结合。甘露瓶一般作以下数种用途：于瓶内盛净水，上插藏草，以示淋洒之甘露（此即“藏草瓶”、“甘露瓶”二名之由来）；以瓶盛五宝、五香、五药、五谷及香水等二十种物，供养佛菩萨，则以此开显净菩提心之德；在密教灌顶时，瓶亦为诸尊手持之物。而御制甘露瓶尚有另外一种用处，即作皇室赏赐西藏僧侣之用。这与清朝帝王民族统治之措施不无关系。通过尊奉藏传佛教以加强中央集权，是清朝政府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据记载，乾隆帝对藏传佛教极尽虔诚，坚持每日打坐修持，并学习梵文和藏文，下令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寺，仿西藏桑耶寺于承德建普宁寺，又仿拉萨布达拉宫于承德建普陀宗乘庙，于紫禁城内仿西藏托林寺坛城殿筑雨花阁……凡此种种。此瓶型制始于雍正朝，乾隆时多见，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天津博物馆等有所藏矾红彩甘露瓶（清乾隆），瓶皆无官款，纹样、造型与此瓶如出一辙，应同出唐窑。此又与《清档》所提及的乾隆十一年“二月奉旨烧造红花甘露瓶”相互印证。如《乾隆纪事档》载：“（乾隆十一年）二月奉旨烧造红花甘露瓶，俱不要款。”“（乾隆十一年）五月初一日，唐英将按旨照样烧造得：红花白地甘露瓶四件……奉旨俱留下，其甘露瓶著唐英再烧造几件。”“（乾隆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大臣海望来说：太监张玉传旨：着传谕唐英将甘露瓶陆续再做些来。”藉由上述资料可见，在乾隆一朝，红彩甘露瓶曾因帝王之偏爱而多有订烧（按，乾隆帝曾因督陶官上呈“黄地红花甘露瓶”而不悦，特下令“嗣后不许呈进”），此种因帝王之喜好而多次敕谕烧造之盛况不仅在雍乾之前未有出现，乾隆之后的诸帝在位期间亦闻所未闻。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杂釉彩，素三彩》，耿宝昌、吕成龙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