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美国著名藏家Stanley Charles Nott旧藏||说明：觥为整块白玉雕就，玉质细腻，清润有泽，葆光内蕴，局部略带暇绺，瑕不掩瑜。「觥」，又写作「觵」，也称兕觥。许慎《说文·角部》：「觵，兕牛角，可以饮也。」，为商周时期一种酒器。《诗·豳风·七月》：「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本尊为长方体圈足形，造型庄重，形象大气。|长方形口，深直腹，置底渐收，下承圈足微外撇。纹样仿古，但并不繁缛，秀美雅致，仅口沿及底足装饰一周回纹，腹部偏下四方出矩形开光，内饰饕餮纹，除此之外别无繁饰。觥一侧有竖龙形鋬，龙首覆于觥口边沿，龙脊盘曲附于觥身一侧，四肢有力，似攀附状，身下雕琢瑞云一朵，龙尾穿云而过，颇富层次感。与之相对的觥身另一侧口沿处雕一只火珠，两相呼应，匠心独运。|及至有清一代，经济与文化高度繁荣，乾隆帝对玉器推崇备至，并且十分崇尚师古。《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集》中，就有十五首赞美玉觥的诗篇，可见乾隆帝本人对它的追爱程度，以及尚雅习古之风。在其师古的同时还非常强调寓意，如本品所刻饰之饕餮纹，其御制诗曾不止一次地指出：饕餮纹“象戒贪多者”，而似本品之觥为酒器，也曾赋诗云“恶旨有戒谢醴醁，簪芳可爱翩婆娑”（丁未，五十二年《咏和田玉龙尾觥》），借前人之器警戒今人贪酒之意。乾隆皇帝提倡仿古彝玉器的做法并非偶然，这与乾隆中期玉厄的出现不无关系，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刚刚发现玉厄端倪之时，就曾经提出“渐欲引之古，庶其返以初”的想法，希望通过提倡仿古的审美来改变人们对玉器的欣赏角度，使玉业回返以前的正途。但从根本上说，他怀有强烈的慕古意识，这使得他在即位早年便已命工琢碾仿古玉。此后的御制诗中更是屡有提及，如“琢玉作今器，范铜取古型。俗嫌时世样，雅重考工径”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弗令俗工聘新样，博古图中取古式”（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无取俗时样，教摹博古图”（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从这些诗句中可知，仿古玉器的模仿对象主要既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此件觥即为乾隆朝仿古彝器制作之翘楚，制作技法精湛，精美绝伦，综合运用浮雕、透雕、浅阴刻等多种技法，去地碾琢平整，布局疏朗有致，结构考究，刻绘手法娴熟，立体感强，极富装饰效果，彰显了玉匠卓越脱俗、深功博古的超凡功力。宫廷造办处琢制了很多此类仿古器物，在宫廷中用于陈设，是宫廷中不为多见的观赏玉器。整器选材精良，加以精妙雕工，莹润的包浆，良材美质，佳器天成，尽显乾隆一朝玉器之端庄华美。本品来源明确，系美国著名玉器收藏大家斯坦利·查尔斯·诺顿(Stanley Charles Nott)旧藏。其同类造型可参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两方尊，《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10》第76页、82页，编号47、53；另其腹部兽面纹样也与上海博物馆藏童子戏龙纹匜类似，《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中国古代玉器》，第241页。|||参阅：《中国玉器全集·卷6 清》河北美术出版社，2007年，图40|《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篇10》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第76页、82页，编号47、53|《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全集·玉器卷（下）》商务印书馆，2008年，图136|《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中国古代玉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