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承传经典·逐梦时代——中国学院油画作品集》，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p.11。 签名：冯法祀 1952 说明 展览承传经典·逐梦时代——中国学院油画展，芜湖市美术馆，芜湖，中国，2020。来源艺术家家属“艺术之美满成功如冯法祀先生之绘画，彼皆以急行军作法描绘前后方之动人场面，题材新颖，作法又深刻。”——徐悲鸿1950年1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在各级人民政府内设土改委员会和组织各级农协直接领导土改运动的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分批实行土改的准备工作。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为了唤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政府组织了很多工作组下放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组织农民进行土地改革，这是一次农村的革命行动。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召开控诉大会，由农民控诉地主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把苦水吐出来。1950年，冯法祀担任一个土改工作组的副组长，在北京郊区进行土改工作。以此为素材，冯法祀创作了大幅油画《控诉》。《控诉》的中心人物——“老人”站在桌子上控诉，神情激愤；几位农民怕他在桌上站不稳，急忙上前扶着他的腿。这样的细节，没有亲身经历此情此景的人是构想不出的；而画面左前方身穿长大衣伏案记录的工作组成员正是以冯法祀先生自己为原型创作的。《控诉》的两个版本分别作于1950年及1952年，前者曾为龙美术馆收藏，后者自创作完成起一直被家属收藏至今，《控诉》（1952）亦是现今艺术家家属收藏中凤毛麟角的大型红色题材作品。这幅作品是新中国油画家在建国初期尝试创作主题性作品及大场面构图的一个成功范例。《控诉》同时代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演剧队的晨会》《捉虱子》等稀少的早年大型油画创作，构成了冯法祀红色革命作品的经典代表。徐悲鸿对冯法祀艺术风格的影响深远。冯法祀在1980年写的《我的老师徐悲鸿》一文里提到：“凡是跟随徐悲鸿学过画的人都知道，他对素面中的构图要求极严，在素描习作中提出‘顶天立地’的落幅要求，为的使初学者将描写的对象完美地安排在画幅中，不使画面出现多余的空间。他在下笔之始，将对象的三度空间在画幅中标明，预先计划好，画成后不使它超越这个标志，也不使之不及。这种必须在预先标志的范围内刻画对象的要求，对于习作过渡到创作阶段，运用间接画法进行创作是大有好处的。” 《控诉》的题材、人物来自生活，作品人物众多，构图饱满而不拥塞，色彩沉稳而响亮，笔触造型生动有力。画面以控诉的农民人群构成的大面积灰色，插入画面中心青年农民土黄色的背影及白色头巾，与红色棉袄的青年妇女相映，使作品在压抑中透出一股新的时代气息，表现出解放了的农民迸发的新的精神风貌。上世纪50年代，俄罗斯契斯恰可夫素描教学法对中国美术教育产生较大影响，褒贬各一，曾有争议。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观点，并不是契斯恰科夫的发明。但是把素描当作一个专门的课题来研究，并把它真正普及到整个造型艺术的层面，契斯恰科夫应是第一人。徐悲鸿在素描教学中曾对手握一把铅笔（从HB到6B）削得毕尖、死磨细抠的画法有异议，认为是浪费时间，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并说这种画法，有掉进自然主义的危险，他说“我平生反对形式主义但也反对自然主义。形式主义是泥坑，自然主义也是泥坑，陷进去是拔不出来的。”契氏在素描教学上有一句名言：“任何一个立体形，都是由无数的变形的透视平面所组成”。冯法祀认为，这种以平面求平面的理论无可指责，但是在教学实践中，无休止的分面造形，势必导致繁琐，不及徐悲鸿的“但取简约，以求大和”。《控诉》是冯法祀运用徐悲鸿油画教学体系完成中国重大革命题材上的突破和成功之代表作，他将徐先生的分面教学灵活运用在作品的人物形象上。作品标示着冯法祀从1952年后转而进入马训班采用前苏联油画技法来完成油画创作的分水岭和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