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至元十四年 扬州 两浙运司盐课”背“元宝”五十两银锭一枚，重量：1915.9克，正面戳记：“至元十四年月日 扬州 行中书省 两浙运司盐课和中白银 拾成色 省监销铸官刘珪 销银官王琪 称验银库子吴成 副使刘 银匠许天佑 广盈库官 提领进义 库子朱遇龙 库官孟珪 银匠侯君用 重伍拾两 伍拾两”，背阴文“元宝”；拍品系至元十四年（1277年），隶属于江淮行中书省的两浙都转运盐使司所征收的盐课折银，与2020年北京诚轩秋季拍卖会金银锭专场另枚扬州元宝（成交价86.25万元）主要铭文信息、包浆形态极为类似，仅银匠名、库子名相较略少，应属同一来源，民间流传屈指可数；银锭沿袭宋金形制，锭面宽阔，弧首束腰，四周边缘起郭，具元早期官铸银锭典型样貌，锭面铭文八十余字均为砸戳，字字清晰，内容丰富，自然原始包浆，保存状态极佳，作为元早期江淮地区盐课税银之实物遗存，对当时白银货币史及财税史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货币文物收藏价值，GBCA MS63本件拍品的金属X射线检测数据为：含银97.51%，含金0.73%，含铜0.82%，含铁0.24%，含铅0.61%。一、铭文释义“至元十四年”：银锭铸造时间，即公元1277年，元世祖忽必烈执政时期。“行中书省”：中书省派出地方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中统元年（1260年），世祖忽必烈为加强中央集权，立中书省为全国最高权力中心。之后，又在核心地区陆续设立十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负责军事、官吏考核的同时，还掌管各自辖区的重要赋税征收、农桑水利及漕运等经济事宜。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元军攻占宋都临安。二月，于临安设置两浙大都督府，六月改立临安行省。十月，朝廷在淮东扬州设立行省，行使对江淮、江东地区的最高管理职权。未久，又将扬州、临安二行省合并为江淮行省，统两淮、两浙地区，又称扬州行省、淮东行省。拍品铭文中的“行中书省”即指江淮行省。“扬州”是元宝的铸造地点。“两浙运司”：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简称，是扬州元宝的铸造者。江浙物产丰富，是元朝最重要的产粮区和经济中心，同时也是财赋重地，每年国家三分之一的赋税，都出自江淮、江浙行省。当时，宋元战事未平，世祖即要求南方各省恢复起征盐、茶、酒、醋等各项赋税，而盐课在其中占比举足轻重。可见元朝在建立政权的同时，就将盐的生产与销售体系直接纳入到政府管辖之下。至元十三年至十四年（1276-1277年），元政府在南宋原有的基础上，设立了两淮、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负责管理江浙地区的盐政并征收盐课，隶属于江淮行省。由两浙都转运盐使司征收的“盐课”折银，须造册上报行省，后上解中书省属下的户部万亿宝源库。“和中白银”“拾成色”：皆为银锭成色名称。元代银锭上很少出现表示成色的铭文，此枚打“和中白银”，表示上好成色。“拾成色”即十足色。实际上，目前所见元代银锭的含银量基本都在98%左右。“省监销铸官”：行中书省下设负责管理、监督银锭销铸的官吏。“库官”：即收银库官，为官库常设九品官职。“销银官”：专门负责银锭销铸的官职，地位在“库官”之下，一般由汉人担任。“库子”：元代下层州役之一，负责看守官库、保管官库货物及银钱货物进出库等事项。“秤验银库子”：专门负责鉴定银锭成色、重量的库子，为常设官职。“广盈库”：两浙运司下属官库，主管官员为“提领”，正八品，其下另设大使、副使各一人。“提领进义”“副使刘”即为广盈库任职官员。“银匠”：销铸银锭的工匠。“伍拾两”“重伍拾两”：铭文中的二种计重写法，表明此锭经二次称重，并符合官方认可的重量标准。从以上铭文释义可以看出，元政府对白银货币的铸造管理制度极为严格，从销铸到检验入库，各个环节的责任人，皆须在锭面打上其官职名与姓名，以避免在成色与重量上出现纰漏。如此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和细致的专业分工，足见元初政府组织体系已相当完整。与此同时，我们从已知国家馆藏及民间收藏的扬州元宝铭文中可以发现，“库官孟珪”“销银官王琪”“提领进义”“银匠侯君用”等官、匠名反复出现，说明这类银锭都是同一时期在扬州铸造并上缴国库的税银。二、历史价值“元宝”，即“元朝宝货”之意，后成为金银货币的代名词。目前所见的元代银锭中，仅至元十三年、十四年的扬州元宝背面铸有阴文“元宝”二字，之后的银锭则再未出现。关于扬州元宝的来历，陶宗仪着《南村辍耕录》中曾有记载：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颜平定南宋以后，返回江淮行省之都扬州时，下令搜检所有随军将士的行囊，将众人携带撒花银两全部收缴，并销铸成重五十两的银锭，背均铸阴文“元宝”二字，待班师回朝后进献皇帝。世祖忽必烈在举行重大庆典活动时，曾将扬州元宝赏赐给王公贵族，部分元宝后来以货卖形式流入市场，所以民间也有此类银锭流传。陶氏对扬州元宝的记述，史学界仍有学者持怀疑态度，但未见其他确切史料可以佐证。存世的扬州元宝实物中，除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枚为至元十三年外，其余均为至元十四年，十五年则迄今未见。金银作为天然的货币，注定了其在货币领域的主导地位。蒙元时期，白银尚未成为流通与支付的主体货币，但是，其使用已相当广泛，例如用作赏赐、大宗贸易支出、借贷，或者作为交易媒介，直接购买粮食、马匹和物资，说明当时社会用银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元朝曾三次颁布禁银法令，专行钞法，严禁民间买卖金银，然而，并没能阻止白银在民间的流通，加之政府滥发纸币，最终导致纸钞大幅贬值。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朝廷发布诏令，实施货币制度改革，放弃单一纸币流通政策，承认白银与铜钱的货币地位，允许白银流通并恢复铸造和行用铜钱。综上所述，在白银并非流通与支付主体的元代，扬州元宝作为早期白银货币，其铸造与使用，对于元代货币发展史的研究，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参阅孙继亮着《中国财税博物馆藏元代“扬州元宝”考》一文，刊载于《中国钱币》，2015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