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北“光绪五年 五月 襄阳卫 公济益”五十两银锭一枚重量：1861.6克；“襄阳卫”为明代卫所，清代因漕运任务繁重而得以留存，是独立于地方行政体系之外的特殊编制，其缴纳的税锭上均打有卫所名称，以区别于地方州县地丁钱粮，惟实物遗存极罕；此枚襄阳卫上解藩库之税锭，委托武昌“公济益”官银钱号代铸，器形优美，宝面开阔，四排戳记舒朗大气，铭文字口满打，书体端庄，虽通体覆盖醇厚深色包浆，但目光所及，满溢五彩银光，堪称湖北大宝精品，弥足珍贵，GBCA MS61卫所制是明朝最重要的军事制度，由明太祖创立。明代由于国防形势严峻，因此在全国推广以定点防御为特征的卫所制，即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各地区卫所因所处位置不同，功能不尽相同。清军入关后，随着清政府对明遗卫所系统的改造，至雍正三年（1725年），仅有一小部分卫所被保留下来，但其军事职能早已不在，演变为主要负责屯田和漕运两大经济活动的职能机构。其时，漕运主要由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八省的卫所承担，属漕运卫所，襄阳卫即其中之一。其余履行屯田职责，为普通屯田卫所。随着地丁二税合并，清政府又对普通屯田卫所进行了大规模裁撤和改制。漕运卫所事关“天庾正供”，被历朝倚重，当时变动很小，运务相沿不辍，每岁仅由江淮运河运达通州的东南漕米就有数百万石之多。道光年间，海运兴起，漕运地位开始下降，政治的腐败导致漕政日益败坏，卫所漕运功能日趋衰落。咸丰三年（1853年）开始，太平军长期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使得东南各省漕运卫所名存实亡。十九世纪末，新生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清廷继续维持漕运体制大加抨击，加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庚子之乱，清廷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裁撤漕运卫所已在所难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漕运全部改行海运。翌年，朝廷正式下旨裁撤全部漕运卫所。—参阅方伟著《卫所制及其清代实物遗存银锭浅谈》，刊载于李晓萍主编《金银货币与社会生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省博物馆，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