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1.保利艺术研究院编：《保利拍卖十五周年精品集·古董珍玩卷（下）》，文物出版社，2020年，p316-317；2.保利艺术研究院、保利艺术博物馆编：《弘历的世界》，编号151，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 六世班禅（1738-1780），为清代西藏佛教格鲁派（黄教）两大领袖之一，是第一个到内地来的班禅。清乾隆六年（1741）六世班禅入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出家，三十年（1765）受清朝颁赐金册，四十二年（1777）为达赖八世授比丘戒。乾隆四十四年（1779）赴京为乾隆帝祝寿，四十五年七月（1780）六世班禅一行到达承德，至热河避暑山庄，庆贺乾隆帝七十寿辰。乾隆帝在承德仿照扎什伦布寺的形式，为他修建须弥福寿寺居住。八月随乾隆帝回到北京，驻锡西黄寺，十一月因出痘圆寂。四十六年春，其肉身金龛返藏，乾隆帝亲至西黄寺礼送。六世班禅大师在世虽然只有短短的42年，但他为排除外来干涉，促进民族团结，维护中央权威和祖国统一，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特别是他跋山涉水，万里迢迢，前来北京祝贺乾隆七十寿辰，并圆寂于北京，在历史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进京朝觐极为重视，为此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六世班禅也在朝觐途中和在北京期间，举行过祈愿大法会，传授过时轮金刚大灌顶，做过大威德六十铁城（这是一种极为猛烈的降魔仪式）的食子供养，大白伞盖回遮等法事，做这些法事的重要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清朝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班禅在北京去世后，乾隆皇帝非常悲痛，耗资巨大进行了多种纪念活动，钦命宫廷画家绘製了多张六世班禅的唐卡，製作造像，本件体量高大，製作精美，当是为纪念六世班禅而特别製作，诚为可贵。   拍品六世班禅结跏趺坐于精美卡垫之上，头戴通人冠，身着交领式僧衣，面颊饱满，双目凝视，眉间有白毫，嘴唇微抿，下唇蓄有胡须，表情祥和，微微露出笑意，面部的塑造立体而写实。衣纹的刻划繁复而流畅，衣领衣袖及僧袍边缘饰以精美的錾刻花纹，左手施禅定印，右手当胸结说法印，手指的表现柔软而富有肌肉质感。下承三层卡垫，上錾刻有细密华美的纹饰，整体鎏金厚重华美，製作极为精细，无疑出自宫廷铸造。   须弥福寿之庙碑碑记   黄教之兴，以宗喀巴为鼻祖，有二大弟子：一曰根敦珠巴、八转世而为今达赖喇嘛。一曰凯珠布格将克巴勒藏，六转世而为今班禅额尔德尼喇嘛。是二喇嘛，盖递相为师，以阐宗风，而兴梵教。则今之班禅额尔德尼喇嘛，实达赖喇嘛之师也。达赖喇嘛居布达拉，译华言为普陀宗乘之庙。班禅额尔德尼居扎什伦布，译华言为须弥福寿之庙。是前卫、后藏所由分也。辛卯年，曾建普陀宗乘之庙于避暑山庄之北山，以祝厘也，亦以土尔扈特归顺也。今之建须弥福寿之庙于普陀宗乘之左冈者，则以班禅额尔德尼欲来觐，而肖其所居，以资安禅。且遵我世祖章皇帝建北黄寺于京师，以居第五达赖喇嘛之例也。然昔达赖喇嘛之来，实以敦请，兹斑禅额尔德尼之来，则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来京，以观华夏之振兴黄教，抚育群生，海宇清宴，民物籽宁之景象。适值朕七旬初度之年，并为庆祝之举也。夫联七旬不欲为庆贺繁文，己预颁谕旨。而兹喇嘛之来，则有不宜阻者，盖国家百余年升平累恰，中外一家。自昔达赖喇嘛之来，至今亦百余年矣。且昔为开创之初，如喀尔喀，厄鲁特，尚有梗化者。今则重熙休和，喀尔喀久为世臣，厄鲁特亦无不归顺。而一闻班禅额尔德尼之来，其欢欣舞蹈。欲执役供奉，出于至诚，有不待教而然者。则此须弥福寿之庙之建，以扬历代致治保邦之漠烈。下以答列落倾心向化之捆忱，庸可已乎？既为记，复作赞言（从略）。乾隆四十五年岁在庚子夏六月上浣御笔康熙皇帝曾言：“朕思治天下之道，非奉一己之福，合天下之福为福；非私一己之安，遍天下之安为安。柔远能迩、自古难之。我朝祖功宗德, 远服要荒；深仁厚泽 沦及骨髓。蒙古部落,三皇不治,五帝不服，今已中外无别矣。……念热河之地, 为中外之交，朕驻跸清暑,岁以为常。而诸藩来瞻礼亦便。”所谓“中外之交”即指大清王朝的北部边陲，也就是清代皇帝唯一担忧的疆域危机地区，那时候海患与洋人还不足为惧，刚刚平叛之后的康熙皇帝正计划着为天下谋长久的安生福泽，开始了清代特有的以寺庙为连接点而形成的宗教外交屏障的国家建设规划，后来的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都积极执行了康熙圣祖所製定的这一系列政策，于是，在避暑山庄之外，以百川归海、众星捧月之势，肇建了与山庄和谐的承德“外八庙”，有汉式常规建筑“迦兰七堂”、也有仿新疆固尔扎庙的安远庙，亦有仿西藏山地寺院建筑的普陀宗乘之庙以及须弥福寿之庙。在这之中，最为独特的即为须弥福寿之庙。   须弥福寿之庙是为迎接六世班禅来承德而建的。在修建时,是模仿了西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 其主要经堂，周围有群楼围绕，在寺庙布局上为典型的藏传佛教寺庙，但在建筑个体和西部装饰上又带有强烈的汉式风格，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落成，是外八庙建筑群中最后建成的，代表了这一防民族政策与外交方针的完善。按照乾隆皇帝所题《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中所言：“然昔达赖喇嘛之来，实以敦请，兹班禅额尔德尼之来，则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来京，以观华夏之振兴黄教，抚育群生，海宇清宴，民物籽宁之景象。”亦可见康熙皇帝所希冀的’天下之福、天下之安’在乾隆朝终于得以实现。1779年元月，后落政教首领六世班禅由日喀则启程，跋涉二万余里来承德为乾隆庆祝七十寿辰。此时，四海升平，八方宁靖，乾隆皇帝深感圣祖英明，继续推行宗教怀远政策，于是仿班禅在日喀则所居之“扎什伦布寺”形式建成须弥福寿之庙，为迎接班禅的到来。其主殿上层四脊, 各置升降相反的两条金龙，每条金龙重达一吨多，整个殿顶用掉黄金一万四千余两。 采用了藏式红台，包围着中心的佛殿。扎什伦布寺主要的殿宇上面覆有歇山式的金顶，须弥福寿之庙内的“妙高庄严店”殿，也用了金瓦屋顶。扎什伦布寺中有一栋白色楼房是班禅平素生活起居的住地行宫。 在须弥福寿之庙中, 为供六世班禅居住, 修建了白色的“吉祥法喜”殿。扎什伦布寺的山坡上建有九层的晒佛台,是全寺最高的建筑。在须弥福寿之庙的最高处,则建了一座高七层的琉璃塔。来象征国家民族的统一和乾隆皇帝的功德。可见乾隆皇帝对此事件之重视。其寺庙内部所装饰之唐卡更有专门的样式与规范，形成了独特的承德宫廷风格。首先，承德宫廷风格的绘画基础依然来自清代的北京宫廷，即中正殿后方的淡远楼—宫廷唐卡製作作坊，以及如意馆—宫廷绘画作坊。以此幅日光普照菩萨唐卡为例，其主尊着菩萨装，通体绘以朱色，跏趺坐于单层仰莲座之上，背承镶嵌百宝之背光，下乘六面须弥座，须弥座及背光各处均与乾隆宫廷唐卡样式相一致，矿物颜料发色明艳饱满，画工细致准确而不失自然，在各个方面均保持了一流的艺术水准，整体气质庄严而明媚，同类可参考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之梵华楼释迦牟尼佛源流画像。同时，在乾隆时期宫廷佛教绘画样式的基础之上，整幅作品以祥云与青绿山水为背景，上为无量寿佛，下左右分别为白度母、绿度母，这一固定的样式亦成为须弥福寿之庙的代表。其祥云与青绿山水题材亦成为唐卡这一艺术形式收到中国文化元素影响所产生的最有特色的纹样之一，同类可擦考现藏于美国纽约鲁宾美术馆之罗汉唐卡，此二者在祥云及青绿山水的运用上可相互参照，且在祥云的表达上，以白色作为高光更为整幅作品增加了精致典雅之感。第三，日光菩萨的名号，是取自‘日放千光，遍照天下，普破冥暗’的意思，其标志性特征为其右肩头花蕊中以朱色所绘之日光。此一菩萨持其慈悲本愿，普施三昧，以照法界俗尘，摧破生死之暗冥，犹如日光之遍照世间，故取此名。参考其他同出于须弥福寿之庙的唐卡主题，几乎均有增福延寿的思想信仰有关，题材寓意又与建庙宗旨完全吻合，反映了当时乾隆宫廷整体对于长寿的希冀。须弥福寿之庙所出之唐卡数量极为稀有，现已知则多收藏于世界各大重要美术馆，例如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所藏之普贤菩萨、莲花手菩萨以及宝生佛等。此件唐卡源自美国重要私人收藏北美十面灵璧山居，并数次着录于国际藏传佛教宫廷美术的展览与研究著作之中，是同类唐卡中品相最佳、题材最为精美的一幅作品。主尊日光普照菩萨通体绘以朱色，散发出温暖而祥和的气质，其容貌完全符合造像量度之规范，而又在造像量度的基础之上增添了中国传统绘画所特有的柔美与细腻，如同其所处的建筑一样：汉藏融合。整幅作品布局有序，设色华丽端庄，工艺极精，既代表了清代宫廷对藏传佛教美术杰出的艺术成就，亦证明了康雍干三朝对于通过宗教怀远政策以求’天下之安、天下之福’的一以贯之，日光普照菩萨华丽的须弥座与背光后面正是清代盛世的缩影——如意祥云笼罩下的盛世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