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折装。紺紙金銀泥。本經冊上為紺紙銀字所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原裝原貌，含封面和抄經，首尾全。封面、底為金繪寶相紋三花連枝紋，細勾精繪，莊嚴肅穆。封面題目下，見有“周”字，對比同類藏品，應是指“周本華嚴”，周本是唐朝武則天證聖元年與菩提流志等人在大遍空寺，根據新得的梵文《華嚴經》翻譯的。歷時五年，於聖曆二年（699年）完成。增譯了東晉舊譯（晉本，六十華嚴）遺落的部分，成為八十卷，所以成為《八十華嚴》。又因是武則天大周時代的本子。所以成《周本華嚴》。《周本華嚴》傳鈔較少，市面所見多為晉本華嚴，罕有周本華嚴其容，故此類版本極為少見，只於公立機構可尋。對比現存藏品大英博物館的周本封面、現存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的周本扉頁，城保文化財團法林博物館藏 14世紀周本華嚴大方經，以及相對的封面帶有“貞”字的貞元本，可知這類單字“周”或“貞”的版本規則。 此品內金粉勾橫豎雙界，銀粉端 期多有刊刻流傳，此周本華嚴用上等瓷青紙 ，金銀雙色具一處二成。此種筆法與風格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人寫本《無量壽經》幾乎一致 。根據其紙張、筆劃 、風格 ，此經應寫于宋、元時期，有宋、元時期的典型風貌。封面見金銀泥繪繁花卷枝，從銀泥金框 、抄經字體 ，以及封面寶箱花裝飾等等規格，與現存海外 、韓國、日本公私美術館中的約元時代紺紙銀字寫經藏品，規格幾近一致，如推測為相近時期抄經。 從當時元代史料記載可知，此經很有可能是於元朝時期，於中國皇室內抄寫而成。這和元朝皇室和當時的高麗王朝的歷史背景有關：元朝皇室既然篤信佛教，對于抄經自然十分熱衷，歷任皇帝都不惜重金主持抄經。對于抄經人，由於高麗僧人抄寫的經書以楷字勻整精美，令人賞心悅目而著稱，特別得到元朝皇室的青睞。元皇室最喜用高麗僧人。無論是藏傳僧人還是漢傳僧人，都在元朝宮廷受到尊崇。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元世祖想要抄寫一部金字《大藏經》，詔令高麗遣送寫經僧。高麗王立即派華嚴宗僧人惠永率領100名寫經僧來到大都。在大都的慶壽寺，惠永與寫經僧們花了一年的時間，抄成一部金字大藏。到元朝第二任皇帝元成宗時，抄經的次數更爲增加。元成宗分別在大德元年（1297年）、大德六年（1302年）和大德九年（1305年）遣使到高麗徵求寫經僧，最多的一次達到了100人。 從第三任皇帝元武宗開始，抄經的規模更大，如至大三年（1310年）命高麗召集三百名寫經僧，抄寫金字大藏經。後可能是覺得每次讓高麗寫經僧千里迢迢來抄經太繁瑣，元皇室改爲讓高麗在國內召集寫經僧抄經，然後將抄好的經書運回元朝。 自從佛教從中國傳入朝鮮半島，各個王朝都虔誠信奉，僧人們紛紛西來“求法”，元朝是宗教信仰最爲自由寬鬆的時代，不但各類宗教均可自由發展，而且還能得到皇室的扶持。正是如此興盛的背景下，今天我們才能看到元代留下的如此莊嚴富麗的金銀泥抄經，無論勻整精美、賞心悅目的楷書抄經，抑或是極盡奢華細緻之能事的裝池，都給我們以極高的視覺享受，而這個特殊時期留下來的元代抄經，更是象徵著元代和高麗王朝的宗教上的邦交，以及佛學上的交流，本冊可視為見證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