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这尊铜像应当就是康熙时期宫中所造无量寿佛之一。面相慈和，施禅定印，全跏趺坐于莲台上。头戴镂空状花冠，耳际宝缯飞扬，头后有两条发瓣垂在两肩，胸部肌肉丰满圆润，但匀称有力，腹肌饱满，腰肢柔和，令人感受到工匠处理铜合金的高超技术同时，仿佛能触摸到年轻的质感和温度，这不仅仅是风格所致，更是一个时代的风貌。上身胸前饰项圈长链，下身翍长裙，腰间束带，腰带下缀有连珠式璎珞。双肩帔帛在两手腕间分别绕成半圆形，然后从两腿下对称垂搭在莲花座正面，美观大方。帔帛及裙子皆用写实手法表现，尤其是垂于座前的帔帛写实性极强，给人以强烈的丝织物感觉。全身的衣饰上还镶有红珊瑚、青金石和绿松石。莲花座造型宽大，气势恢宏，仰覆莲花瓣上下对称分布，满施一周，莲瓣宽肥饱满，头部皆有卷草纹装饰，做工极其讲究。这尊造像从整体造型、工艺水平和完好程度上堪与康熙宫廷纪年造像媲美，堪称清代康熙造像的精典之作。|清代藏传佛教的兴起在康熙一朝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早期有孝庄太皇太后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后来有哲布尊丹巴的指导与宣传，康熙帝本人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中，由一名非信仰者，变成了虔诚的佛教信徒。|孝庄是蒙古族科尔沁部人，皇太极、顺治、康熙三朝主持后宫，德高望重，她对藏传佛教信仰颇笃，身旁有自己的喇嘛乃宁活佛为她随侍，既充当上师，又作她的私人医生，深得信任。孝庄翻译了大量的佛经，但造像数量不多。故宫现存铜鎏金四臂观音像就是她在世的时候宫廷造像的唯一实例。当时康熙帝对于藏传佛教还没有很深的信仰。直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大举入侵喀尔喀蒙古，哲布尊丹巴率部内附，三十年，康熙帝召集内外蒙古各部王公贵族举行了著名的多伦会盟，宣布一世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主管喀尔喀蒙古的宗教事务，并决定就地建寺一座，亲题寺名“汇宗寺”，作为南迁喀尔喀蒙古宗教活动的中心和哲布尊丹巴的临时住锡之所。会盟之后，哲布尊丹巴随驾进京，为太后、皇后、公主讲法，长住热河与京师间达十余年，出入宫禁，与康熙帝往来频繁，感情甚笃，直到四十九年，哲布尊丹巴才返回喀尔喀。据《哲布尊丹巴传》的记载，他曾为康熙帝传授长寿之秘法及长寿佛之灌顶，并为之授戒；三十七年正月元旦，康熙帝和哲布尊丹巴同往旃檀寺礼佛，共坐一席之上，后又同去五台山礼佛。三十九年康熙帝给哲布尊丹巴甚高评价，称：“未见有喇嘛可与哲布尊丹巴可比者”，可见他的内心已经为这位高僧所折服。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哲布尊丹巴既是一位高僧，也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对于铜合金铸像尤有心得。他创作的铜鎏金佛教造像，当时独步天下，美轮美奂。也许正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康熙三十六年清内务府下设中正殿念经处，专门管理宫中藏传佛教事务，办造佛像。|康熙时期宫廷造像数量虽然不多，但铜质厚重，加工精良，素为藏家所重。这一时期宫廷造像内容单一，以无量寿佛为主，其功用有两个方面，其一，赏赐蒙古王公。康熙时期，清朝与准噶尔部蒙古接连发生冲突，战事频仍，康熙帝率军亲征，经常需要佛像作为赐物。所以清宫为之生产一些体量较小的无量寿佛以便携带。其二，为皇家寺庙供奉之需。康熙时期宫廷寺庙和法事活动的核心就是为皇帝祈寿，尤其是康熙帝晚年，身心憔悴，疾病缠身，这也促使他转向佛教信仰，宫中唐卡供奉以白度母为主，铜像铸造以无量寿佛常见，就是这个原因。|本拍品可清晰看到装脏痕迹以及底座内膛的「六十」铭款，能为后人追溯造像源起，以供研究。同类带有数字款的造像曾经出现于2013年北京保利秋季拍卖编号6119的铜鎏金嵌宝石无量寿佛，铭款为「七十三」；亦可见伦敦苏富比2014年11月5日编号18之御制铜鎏金无量寿佛坐像，底施「七十四」款，伦敦苏富比2012年5月16日编号218之御制铜鎏金无量寿佛坐像，底施「八十七」款， 伦敦佳士得，2010年11月9日拍卖中编号121，底施「六十六」铭款，以上几尊无论尺寸及装饰手法都与本品十分相近，故可推断本拍品来自成组造像。另见Ulrich von Schroeder，《Indo-Tibetan Bronzes》，香港，1981年，页152，图版152A及152B，亦同为铜鎏金无量寿佛坐像，据作者引述整组造像或有108尊之多，是由宫廷御作坊奉康熙皇帝钦命铸作，故本拍品之数字款当为佐证佳例。||参阅：北京保利，2013年12月5日，编号6119|《印度与西藏的铜造像》，乌尔里希·冯·施罗德著，香港，1981年，页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