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康雍乾三帝皆笃信藏传佛教，尤以乾隆帝为最，彼时皇宫苑囿中遍布大小佛堂，佛像为必不可少的供奉圣物，穷尽用料考究与工艺精湛之能事，以突显皇家气派和至诚之心，惟多见金铜质地，瓷制佛像则较罕少。清宫的瓷制藏传佛教艺术品，大多是出自御窑厂的工匠之手，这是内地炉火纯青的制瓷工艺与边疆奇幻瑰丽的藏传佛教艺术的完美结合。瓷器本身多样的装饰技法和丰富的表现力，恰巧与藏传佛教艺术的审美追求相吻合。能工巧匠通过他们的双手将皇家的富贵气韵注入玄奥神秘的佛教艺术品当中，以精湛的技艺呈现出新的精致与华丽。本尊六世班禅是为乾隆御制瓷质佛像之精绝代表，唯独乾隆一朝有之。六世班禅结跏趺坐于精美莲瓣座之上，头戴通人冠，身着交领式僧衣，面颊饱满，双目凝视，表情祥和，微微露出笑意，面部的塑造立体而写实。衣纹的刻划繁复而流畅，衣领衣袖及僧袍边缘饰以精美的描金花纹，左手握经卷，右手当胸结说法印，手指的表现柔软而富有肌肉质感。通体制作精细，彩釉亮丽，法相庄严，富贵奢华，具有典型乾隆宫廷佛像艺术风格，是稀有的粉彩描金佛像之传世佳作。六世班禅（1738～1780），为清代西藏佛教格鲁派（黄教）两大领袖之一，是第一个到内地来的班禅。六世班禅大师在世虽然只有短短的42年，但他为排除外来干涉，促进民族团结，维护中央权威和祖国统一，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特别是他跋山涉水，万里迢迢，前来北京祝贺乾隆七十寿辰，并圆寂于北京，在历史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进京朝觐极为重视，为此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六世班禅也在朝觐途中和在北京期间，举行过祈愿大法会，传授过时轮金刚大灌顶，做过大威德六十铁城（这是一种极为猛烈的降魔仪式）的食子供养，大白伞盖回遮等法事，做这些法事的重要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清朝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班禅在北京去世后，乾隆皇帝非常悲痛，耗资巨大进行了多种纪念活动，钦命宫廷画家绘制了多张六世班禅的唐卡，制作造像，本件体量高大，制作精美，当是为纪念六世班禅而特别制作，诚为可贵。华丽彩釉、精湛之工艺决定本品之艺术价值和制作难度均在金铜佛像之上。其将泥塑、绘画、敷色、烧瓷集于一身，要求工匠具备极高的工艺技巧、美术功底和文化修养。因为佛像成形复杂，烧造难成，尤其面部神态及衣褶细部之处理非庸手可以胜任。在模制成形后运用雕塑、驳接等技法加以装饰，处处需要异常审慎。彩绘佛像前后多次入窑方成，烧造当中极容易变形疵裂。乾隆十三年，唐英曾承命烧造观音塑像，久造无成，乾隆皇帝严厉斥责唐英“烧造的观音如何还不得？”、“想是唐英不至诚，着他至‘诚’烧造”，亦可印证烧造之不易。（见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一《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之《记事档》）来源：A&J SPEELMAN（斯皮尔曼）旧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