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相：品相基本良好
款识：“陶氏家祠礼器子孙世守光绪壬寅年造”
来源：Michael L. Vermeer, Atlanta, Georgia 记录：纽约佳士得2015年9月17日拍卖会，编号2214 从端方说起——晚清的崇古与崇洋 清代考据学自清初遗民学人发皇，迄于乾嘉而蔚为大观。晚清时期，受乾嘉学派影响，金石学进入鼎盛。此类研究是中国文人求诸于内，以古鉴今的努力。另一方面，西方科学、考古学等种种现代理念也日益对晚清的中国学界产生影响，不少学者开始落脚本土放眼世界，金石学逐渐有了考古学特征，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而在清代中晚期，很多考据、金石学人及藏家位居高位（如阮元、潘祖荫、端方、吴大澂等皆是封疆大吏），掌握极大的政治权力。他们的政治取向，学术成绩，消费习惯及社交方式与此中西之变交织在一起，互为影响。 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因素大于经济因素，因此在现代较为纯粹的商业消费行为在古代却更多的和政治相纠葛。古代的消费行为会有三种转变:从物质购买到非物质体验的转变；通过消费行为传达地位和财富信号以实现社会、政治身份的转变；通过社交（如文官、文人雅集）中消费品的露面而日益提高社会知名度从而提高政治地位。 这一系列转变路径在可清末重臣端方的消费（或说收藏）行为中得到印证。需注意的是，古代以德代政。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以一味的炫富、土豪行为对提高政治地位会有相当的负面影响（即炫富的尺度和方向要有讲究），而即德（文）且富的“文豪”行为便是一种更稳妥的进阶方式（当然，如海瑞之清贫至极而得官声的属于另一条进阶路径，此路甚艰苦）。 端方（1861年～1911年）全名托忒克·端方，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陶斋，1882年中举，历任湖广、两江、闽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从政之余，端方最大的消费和消遣便是金石收藏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活动。 端方是近代的大收藏家，藏品涉及青铜器、玉器、石刻、瓦当、古印、书画等等。据胡思敬言，其移任时，“所蓄玩好书画碑帖数十车，运之不尽”。端方还延揽了一大批当时著名的收藏家、鉴赏家，委托他们将自己的藏品进行整理汇编、著录成册，著有《陶斋吉金录》、《陶斋藏石目》、《陶斋藏砖记》、《陶斋古玉图》、《陶斋藏印》、《陶斋藏陶》等许多著述。 与端方的金石成就同步而趋的，是他的官声日隆，职位升迁不止。 端方深爱高古金石，他的陶瓷藏品亦延续了前文所述的消费、社交、政治等三种转变特征。下面的这只清光绪 “端方”定制秋葵绿豆形镫就是可兹印证的一例。 此器口沿处有十六字篆体边款铭文：“陶氏家祠礼器子孙世守光绪壬寅年造”，“陶氏”即为端方之堂号，这是当年端方定制烧造的一件仿青铜器形制的家藏陈设瓷。 有言道奢侈的不一定是定制的，定制的一定是奢侈的。这件端方定制瓷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景德镇定制文人瓷器在明代便有。至清代，在烧制前由内府画工根据皇帝的旨意绘成画样（一些还由内务府旋制木样）后再发往御窑厂依样烧造的官窑制度下，按样进行高端定制是景德镇窑的独门绝技。 端方手握大权，即便在景德镇御窑厂内想必也是有话语权的，加之他对青铜器和官窑瓷器都有着广泛接触和自己的深刻理解，于是细看这件端方定制的秋葵绿豆形镫便可知为何精工如斯了。 器施秋葵绿釉，为雍正时期创烧的低温釉。而此作发色极好，因整器胎骨精良细密，施釉均匀莹润，故釉色绿中带黄，淡雅宜人，是光绪单色釉官窑上乘之作。而所铭篆书字体充实厚转，提按起倒，富于变化，线条圆涩厚重，无纤曼之气，质而不滞，在秋葵绿釉的映衬下既具古之雅意又清新有加。 富有巧思的是，通过端方旧藏青铜器之上古锈绿之色仿佛能与此秋葵绿之釉色有所呼应，暗示。 此器名为豆形镫，这又有什么说法呢？豆，是中国古代传统盛食器之一，形似高足盘，或有盖，用于盛食物。中国传统的灯主要是“油灯”和“烛台（灯）”两种，《辞海》：“ 灯，本作镫，照明器具。”“镫”也通“登”，即《尔雅·释器》所载“瓦豆谓之登。”可见陶豆与陶灯之间存在的同源关系。新石器晚期陶豆成为一种重要的盛食工具。豆在盛放肉食的时候动物油脂布满盘面，可以用火点燃从而成为最初的照明工具。 在战国时期发现的“细把豆灯”与同时期青铜礼器豆十分相似，实为豆灯同源的文物实证。西汉时期豆衰落消失后豆形灯却逐渐成熟定型，成为今日所用的油灯，与烛灯并用流行了数千年。从材质上看，商周秦汉唐宋经历了陶制、青铜（铁质）、瓷质的材质变化。 在清宫档案中此类用于皇家祭祀的礼器瓷“豆”有时也记作“镫”。 端方虽爱金石，慕高古，但却并不保守。他以思想开明、力行新政著称，还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创始人之一，并对完成中国封建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过渡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关于端方的收藏也有对其贬低者，如费行简指出，端方“佻薄奸险，以新政涂饰朝野”，其收藏上的花费多为“乘间取贿”所得。 良莠各有断，可以肯定的是端方为官为学多有创新，如在金石收藏与研究方面他亦和前代大家不同。端方曾利用五大臣出使考察之便，收罗古埃及文物，是近代中国收藏外国文物第一人。此亦可视作端方为中国金石收藏开拓出的“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