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1.《张大千画展》，德国科隆李必喜画廊，1964年。2.《张大千学术论文集》P156、P161，九十纪念学术研讨会，中华民国国立历史博物馆，1988年。3.《袖海楼藏画选》P174，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4.《传世珍蕴·笔墨潮心——新加坡潮人藏画及优秀潮人书画》P40-41，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2014年9月。 钤印：张大千、蜀 客题识：秋壑鸣泉图。己丑之春大风堂作，张爰。展览：1.“张大千画展”，德国科隆李必喜画廊，1964年5月5日-6月3日。2.“传世珍蕴·笔墨潮心——新加坡潮人藏画及优秀潮人书画联展”，新加坡醉花林俱乐部，2014年9月25日-10月1日。独自成千古悠然寄一丘——张大千拟王蒙盛年华章《秋壑鸣泉》大千一生在师古、融古、化古中力求创新，可谓近代集古典艺术之大成者。众所周知，大千精通书画鉴赏，又极富庋藏，所收书画上溯宋元下启明清。而窥其体系不仅得以明晰大千对古画之认识、偏好，更能辩证大千的收藏与创作之间相互的借鉴。在《大风堂书画录》中所录石涛、八大始终是其收藏重点，而在1955年出版的《大风堂名迹》中，明清名家作品比重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乃是一九四五年后大千在北京所入宋元古迹。这一收藏结构的变动也同其创作思路的演变紧密相关。大千曾题：“元四家中以黄鹤山樵法门最为广大，明清作者无不师之。即不羁如方外二石，亦不能越其藩篱也。”张大千将王蒙视做上承董巨、子昂，下启石涛、髡残之机枢，一九四五年后对其用功最深。王蒙浑厚繁密之法，亦成为大千此后最具典型性的笔墨特征。是幅《秋壑鸣泉》作于1949年，即是大千临仿传世一幅王蒙之作而成。全幅构图缜密、气势恢宏，画长松峻岭，皴擦繁密多端，色墨酣畅淋漓，画高崖飞瀑，布局巍峨舒展，留白灵秀通透。山巅矾头险峻，山脚林荫葱郁，羊肠古道穿梭山岭，亭台楼阁掩映山涧，一派山水隐居的文人图景。初望气韵，此幅《秋壑鸣泉》能得王蒙山水壮美撼人之势，细看笔法，又不完全肖似山樵，而是“学古并为己用”，化作大千样貌。可见大千作此图时对王蒙笔意的领悟已然全面而深入，呈现出四十年代中期之后大千山水的典型面貌。通过研究，可知张大千此本乃临仿自王世杰先生旧藏的王蒙（传）《秋壑鸣泉图》。该作有“黃鶴山樵”款，因此曾出版于许多王蒙的重要巨著中。而有趣之处在于，大千作此图时，题跋中却未注明出自黃鶴山樵笔意。傅申在《张大千学术论文集》中对此作有专门的研究，指出：此王蒙（传）《秋壑鸣泉图》，不但肯定是伪迹，而且可以肯定原系出于明末画家宋旭之手，大千居士并未于题跋中注明本幅出自王蒙《秋壑鸣泉图》，乃大千眼力独到，亦不认为此图乃黄鹤山樵真迹的缘故。值得一提的是，傅抱石1933年亦曾临同一本《秋壑鸣泉图》。对比可见傅氏临本对宋旭原本山势笔墨的还原可谓一丝不苟。而大千此作仅在层次结构上对原本略有借势，山石点染则更松动自如，将王蒙笔意化作己出。若将大千此临本与宋旭原作并列，便不难看出大千的笔墨浑厚，设色精妍，山石人物、林木桥梁均远胜原作。傅申曾说：“在元代画家中，最适合大千先生的是王蒙，他最喜好的是王蒙，收藏最富的是王蒙，功夫下得最深的是王蒙，得益最多的也是王蒙。”至今日，已毋需赘言王蒙在大千艺术生命中占据何等重要的地位，而四十年代，正是大千临习王蒙、精研王蒙并创作出一批优秀山水佳构的关键时期。大千值此艺术风格扭转、思路往古走向更深入之时，呈现出此件《秋壑鸣泉》，不得不说是其艺术生涯中不可多得又极具代表性的一件佳作。